传闻：《红色沙漠》和《多可比》均向后延期一年发售

尽管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住宅抵押贷款合计仅占银行信贷20%左右，但包括制造业和政府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在内的比重则高得多。

二是需要有充盈良好的舆论话语空间。品味这些具有生命力的思想性观点，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包容性改革强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应当说，作者在重要观点的反复推敲和提炼上，下了大工夫。作为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作者着眼于中国改革的新阶段，提出包容性改革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可能是中国在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行且较富理性的选择。今后的发展，还要依靠改革开放。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

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为避免剑走偏锋或掉入悬崖，作者指出应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改革与利益，关系非常紧密。公共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呢？只有政府设计出健全的法治框架，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在此框架内拥有广泛的经济活动自由（如投资、创业、要素流动等）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变革。

即使摸清了脉，看准了病，下对了药，副作用也得高度警惕，至少应心中有数。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认为，经济周期波动对社会而言代价不大，更重要的是去关心提高整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平顺经济波动。现代经济发展表明，自然资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资源的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一些资源条件优越的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陷阱。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误解或误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

因为无论是补偿政策还是汲水政策，都是以市场经济的自发机制为前提的，这是最关键的。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招，救急之心异常迫切。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地方政府以宏观调控的面目再向前台迈进一步。资本包括机器、厂房这样的有型资本，也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也包括社会资本，资本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很难解决鼓励技术创新的根本问题。理论上不清楚，政策上就很难说。

四川、广东、福建、山西、云南、贵州等多省出台了稳增长措施，地市一级刺激力度或许更大微观税负相对不稳定，宏观税负也就相对不稳定。自然，稳定税负也就成为衡量一个财税体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也理应成为税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微观税负稳定，宏观税负也就相对稳定。

微观税负是指纳税人实际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对创新确立的这些税率及其减免税等各项优惠政策，必须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按照法律程序通过人大审议，以增强其合意性。

因此，稳定税负显然意味着，税制改革要有助于纳税人实际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之相对稳定，也要有助于一个国家所有税收收入的总和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用GDP来代表）的比值的相对稳定。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税制缺乏有效的稳定税负联动调节机制，这就使得税收收入连续长期超速增长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也成为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

但从税改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而言，直言之，稳定税负并不是优良税改追求的根本目标，继续的仍然是聚财、减税式的税改观念和思路。其次，则取决于税务机关征管能力的高低。比如，当税负超过或低于基准税负一定百分比的时候，就可通过税率的调节以及减免税政策的运用使之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对策三：通过财税改革遏制税负非正常增加的因素可使基层税务机关征管能力正常发挥的理由，一方面在于，尽快解决基层税务机关长期办公经费紧张、税务人员待遇偏低且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增强不被地方政府的奖金所诱惑的底气。五、小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稳定税负税改新目标，一定会对当下税制改革提出新的挑战，需要及时化解，其现实价值和意义不应无视。毋庸讳言，税负的绝对稳定是不存在的，税负的相对稳定才是常态。

四、稳定税负的对策可以说，当我们弄清楚了影响税负、税负稳定的主要因素，以及稳定税负面临的挑战诸问题后，对策也就在其中了。具体说，直接取决于税务机关管理水平的高低，征管模式的落后与先进，税务人员素质的优劣，以及征管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速度等要素。

即税源可持续发展动力越足，税负未必越高，可能也低，可能也高。同时优化、规范化减免税等各项优惠政策，以增强其科学性。

因此，也就对稳定税负改革要求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及时加强现行税率、减免税政策的科学性与合意性，以便促进税负的稳定。因此，就影响微观税负的主要因素而言，稳定税负首先取决于国家确定的税率以及出台的减免税政策之科学性、合意性等要素的稳定，这直接关涉微观税负的稳定与否。

这显然也在挑战稳定税负的税改新要求。而纳税人应税销售收入的多少，则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水平有关，也与宏观经济的大势相关。如果建立了稳定税负联动机制，使得税负与税率、收入增速联动的话，宏观税负的超高或超低的不稳定状态问题就可能得到有效的缓解，也就有助于发挥税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作用。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如果高税负是经过纳税人同意的，而且收入确实是用之于民，增进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总量，相信理性的纳税人和国民，是不会太过计较税负高低的。

因此，稳定税负改革要求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税率、减免税政策的稳定性，也包括一定的灵活性。挑战五：稳定税负机制欠缺的挑战导致税负不稳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当前稳定税负机制的欠缺。

这或许是因为，税务机关不可能放弃对国内外先进征管经验的借鉴，不会停止人员结构的优化，素质的培训，也不会搁置征管模式的探索与创新，还将继续热衷征管科技化信息化的提速，渴望金税三期工程的尽快实施，从而解放基层一线的征管人员，投身纳税评估约谈的主要工作。正是因为税负的轻重可以反映一个政府取之于民的财富总量多少，因此，政府征税的深度，就可以折射纳税人总体税痛的大小。

当然，由于微观税负主体的复杂性，其税负的稳定性相对较差，但总体而言，却完全可能呈现一种相对稳定性的宏观税负。而且，由于1994年制定的增值税税率较高预留的增收空间目前依然存在。

三、稳定税负面临的挑战梳理了影响税负稳定的主要因素，也就为破解稳定税负新挑战奠定了基础。因此，与发达国家比较，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宏观税负的超高，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忧。相反，税源可持续发展动力小，宏观经济形势就不乐观，组织收入就相对较难，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就相对大，为了稳定税负，政府减税的可能性就小。挑战二：税务机关征管能力的挑战如前所述，税务机关征管能力既直接关系纳税人实际计缴的税款之多少，也关系一个国家所有税收收入的总和，与税负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

问题是，时隔近二十年后，税务机关早已通过借鉴国内外征管经验、人员纳新与培训、征管模式创新、征管信息化水平提升等举措，大幅提升了总体征管能力。以2012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例，稳定税负意味着，如果按窄口径计算的话，全国税收收入110740亿元，GDP 519322亿，宏观税负应稳定在21．32％左右。

其实，税负高低不是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公正平等才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才是，优良税改的最高目标则是税制的人道自由。不同的是，宏观税负稳定与否，还受制于国际经济兴衰大背景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财税体制改革列为核心议题之一，前所未有地凸显了财税体制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税率、减免税政策的科学性意味着，税率、减免税政策本身要与征纳税人的实际相符合，与征管环境相一致。